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(zhōngguó)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(bùkěmómiè)的历史性(lìshǐxìng)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实践(shíjiàn)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(zhe)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(duàn)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1912年闽南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(yìhétuányùndòng)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(wèi)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(yìjūn)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(biànlì)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(xīn)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(jiè)起义(qǐyì)军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(huòzhī)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(zhǐhuī)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(dá)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(qiānjū)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(shí)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(zé)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(shàngxiàcè)
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(huódòng)
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(huǒzhǒng)
孙中山非常关注(guānzhù)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(dédào)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(zuǒbì)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(yámén)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(zài)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(xiàmén)(xiàmén)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(chūncǎo)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(chénjiǒngmíng)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(zhèngluóshēng)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(qíwèi)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(yāoqiú)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(zài)他(tā)所领导(lǐngdǎo)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(huò)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(qíngyì)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(huáqiáo)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(bāokuò)陈粹芬、陈楚楠(chénchǔnán)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(qízhōng)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伴侣,自1892年起(qǐ)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(qǐjū)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(rén)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(shǒurèn)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(huíguó)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(dìyībǎn)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(liǎngcì)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(huáqiáo)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(shùzuìduō)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(cóngcǐ)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(xuānshì)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(zhīchí)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(hé)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(zuòwéi)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(hòu)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(yòngkuǎn)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(zhīchí)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(jíměi)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(jùshì)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(guòchéng)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(jǐyǔ)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(zuǒyòuwéinán)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(lìjí)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(gāoqí)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(yóu)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(tǒngbīng)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(yǒngxiǎng)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(jíměi)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(zūn)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(rónghé)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(jíměixuécūn)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(lǐniàn)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蓝图(lántú)
孙中(zhōng)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(xiàmén)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(xiāngdāng)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(dàdǐ)来自厦门附近,故(gù)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(zhīyè)极盛(jíshèng)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(zhīyī)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(jùyǒu)前瞻性(qiánzhānxìng)的战略布局(bùjú)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(chāoyuè)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(hái)提出(tíchū)在厦兴筑沟通(gōutōng)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(xiàmén)建昌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(jīběn)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(duōchù)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(zhōngshānlù)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(dìmíng)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(xiàmén)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(dèngyǐngchāo)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(nánmén)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(yú)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(hòu)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(yě)是(shì)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(wěidà)的革命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(yīyuàn)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(zhōngguó)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(bùkěmómiè)的历史性(lìshǐxìng)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实践(shíjiàn)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(zhe)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(duàn)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(yìhétuányùndòng)爆发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(wèi)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(yìjūn)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(biànlì)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(xīn)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(jiè)起义(qǐyì)军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(huòzhī)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(zhǐhuī)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(dá)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(qiānjū)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(shí)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(zé)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(shàngxiàcè)
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(huódòng)
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(huǒzhǒng)
孙中山非常关注(guānzhù)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(dédào)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(zuǒbì)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(yámén)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(zài)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(xiàmén)(xiàmén)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(chūncǎo)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(chénjiǒngmíng)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(zhèngluóshēng)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(qíwèi)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(yāoqiú)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(zài)他(tā)所领导(lǐngdǎo)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(huò)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(qíngyì)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(huáqiáo)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(bāokuò)陈粹芬、陈楚楠(chénchǔnán)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(qízhōng)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(de)革命伴侣,自1892年起(qǐ)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(qǐjū)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(rén)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(shǒurèn)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(huíguó)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(dìyībǎn)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(liǎngcì)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(huáqiáo)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(shùzuìduō)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,从此(cóngcǐ)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(xuānshì)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(zhīchí)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(hé)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(zuòwéi)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(hòu)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(yòngkuǎn)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(zhīchí)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(jíměi)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(jùshì)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(guòchéng)中,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(jǐyǔ)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(zuǒyòuwéinán)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(lìjí)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(gāoqí)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(yóu)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(tǒngbīng)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(yǒngxiǎng)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(jíměi)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(zūn)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(rónghé)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(jíměixuécūn),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(lǐniàn)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蓝图(lántú)
孙中(zhōng)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(xiàmén)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(xiāngdāng)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(dàdǐ)来自厦门附近,故(gù)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(zhīyè)极盛(jíshèng)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(fāzhǎn),穿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(yǐwéi)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(zhīyī)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(jùyǒu)前瞻性(qiánzhānxìng)的战略布局(bùjú)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(chāoyuè)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(hái)提出(tíchū)在厦兴筑沟通(gōutōng)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(xiàmén)建昌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(jīběn)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多处(duōchù)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(zhōngshānlù)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(dìmíng)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厦门(xiàmén)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(dèngyǐngchāo)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(nánmén)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(yú)1920年代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(hòu)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(yě)是(shì)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(wěidà)的革命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(yīyuàn)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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